交易乃万恶之源 —— 对信息时代交易制度的反思
声明
首先，本文探讨的「交易」，特指基于「交换」(Exchange) 原则达成的狭义交易行为，不涵盖各种交易的衍生含义（比如 灵魂交易、情感交易）。
其次，纵使交易有万般之罪，本文也无意否定交易对人类社会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
引言：无处不在的交易，习以为常的恶
交易，这个在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的词语，构成了我们经济生活乃至社会互动的基础。从购买日常用品到签订商业合同，从劳动力市场到资本流动，交易似乎是驱动这个世界运转的朴素齿轮。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将「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视为人类独有的天性，是社会分工与财富增长的基础。市场经济的拥护者更是将「自由交易」奉为圭臬，认为它是资源配置最优化的「无形之手」。
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深入审视这个词语及其背后的行为模式时，一种隐隐的不安感可能会浮现。为什么「交易」一词在越来越多的语境下会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例如「权钱交易」、「内幕交易」、「选票交易」…… 这仅仅是因为交易的对象不道德吗？还是说，「交易」这种行为模式本身，就埋下了向恶的种子？ 本文无意否定交易在现代社会运转中的积极贡献，而是试图从历史、社会、经济等多个维度，进行一场启发性的反思：交易，作为一种主导性的社会互动模式，是否在提升效率、促进物质繁荣的同时，本身也存在深刻的、系统性的缺陷，悄然侵蚀了人类社会深层次的价值纽带，甚至成为了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 我们将追溯交易的起源，审视其在人类社会演化中的角色变迁，剖析其对个体心理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最终叩问：
在信息时代，当生产和交换的对象从稀缺的实物转向丰饶的信息时，这套基于实物交易逻辑建立的制度，如何变得愈发不合时宜，甚至成为阻碍人类知识共享、创新协作和社会福祉的巨大枷锁。
从馈赠到交易，从市场到资本
馈赠经济的伊甸园
现代社会似乎将交易视为理所当然，但人类学的研究揭示了，在人类漫长的史前时代，以及一些至今仍存的部落文化中，主导社会经济生活的并非我们熟悉的市场交易，而是一种被称为 「馈赠经济」(Gift Economy) 的模式。
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 (Marcel Mauss) 在其经典著作《礼物》(The Gift) 中，通过对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等地部落文化的研究，深刻揭示了馈赠行为的复杂社会意涵。在这些社会中，物品的流动并非基于精确计算的等价交换，而是通过「给予-接受-回馈」的循环来实现。这种循环并非简单的物质转移，它承载着深刻的社会和精神意义：
- 建立和维系长期关系： 赠送礼物是建立联系、表达友好、巩固联盟的方式。接受礼物意味着接受了一份社会关系和相应的义务。
- 创造社会义务和纽带： 接受礼物者负有在未来某个时刻以某种形式回赠的义务。这种持续的、非精确计量的互惠关系，编织了复杂而稳固的社会网络。礼物中蕴含着所谓的「灵」(Hau 或 Mana)，一种精神力量，迫使接受者必须回赠，否则就会带来厄运或社会地位的下降。
- 展现慷慨与社会地位： 在某些文化中 (如夸扣特尔人的「夸富宴」，Potlatch)，大规模的赠与甚至是销毁财富，是展现首领地位、赢得声望的方式。其逻辑不是积累财富，而是通过财富的流动来构建社会等级和影响力。
大卫·格雷伯 (David Graeber) 在《债：5000年债务史》(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中进一步挑战了「物物交换」是人类最古老交易形式的传统观点。他认为，在没有货币的社会里，人们通常不是通过斤斤计较的物物交换来满足需求的，而是依赖于复杂的信用和债务关系网络——这本质上也是一种广义的馈赠或互惠体系。「我今天帮你盖房子，明天你需要时再帮我照看孩子」，这种基于长期信任和社区关系的互助，远比找到一个恰好需要你手中之物、同时拥有你所需之物的人进行「双重巧合」的物物交换要普遍得多。格雷伯甚至提出，人类社会的基础是「道德义务」 (或称「人情债」) ，而不是冷冰冰的等价交换。
馈赠经济与交易经济的核心区别在于：
- 目的不同：馈赠旨在建立和维系关系；交易旨在完成一次等价物的转移，关系往往是次要的，甚至是临时的。
- 精神内核不同：馈赠强调互惠、信任、社群归属感；交易强调计算、对等、己方利益最大化。
- 时间维度不同：馈赠是持续的、循环的，创造长期的社会联系；交易往往是即时完成的、一次性的，关系随着交易的结束而终结或减弱。即使是长期合同，其本质也是对一系列离散交易的约束。
交易行为的兴起
随着农业革命、城市化和国家形成，社会规模急剧扩大，远超邓巴数（约 150人）这个人类能够稳定维持深度信任关系的认知上限时，成员之间不再彼此熟悉，信息不再透明对称，基于个人信任的「礼物交换」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 信任风险：如何信任一个你素未谋面、甚至可能永不再见的人会履行回赠的义务？
- 效率瓶颈：在庞大的人口中寻找能够满足你特定需求、同时又需要你所拥有之物的人（物物交换的「双重巧合」），其搜寻成本和时间成本变得难以承受。
复杂的社会分工也需要更高效的资源调配机制，如何在由大量陌生人构成的社会中实现协作与秩序？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非人格化、标准化的「交易机制」应运而生，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交易和契约提供了一种不依赖个体信任和长期关系的互动框架，使得大规模分工协作成为可能。
「交易」的核心在于 等价交换 和 契约精神。货币的发明提供了一个通用的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法律和合同则为陌生人之间的互动提供了规则框架和履约保障。交易双方通过协商，明确交易的标的、价格、数量、时间、地点等要素，达成契约，并按照契约规定履行各自的义务。这种模式具有显著的优势：
- 清晰明确：权利义务关系清晰，减少了模糊性带来的潜在冲突。
- 高效快捷：标准化的流程和通用的媒介（货币）大大加快了交换速度和范围。
- 降低信任门槛：对交易对手的个人信任要求降低，制度性信任（对规则、法律、货币体系的信任）取而代之，使得大规模匿名协作成为可能。
「交易」的出现和普及，无疑极大地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专业化分工，加速了商品流通和知识传播（尽管后者也受其限制，后文会详述），为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式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市场经济的成功
随着交易行为的普及和深化，专门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市场——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最初可能只是临时的集市，后来逐渐演变为固定的商业中心。随着社会分工的复杂化、生产技术的进步（如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制度保障的完善（如统一度量衡、法律体系和产权保护），零散的交易逐步整合、系统化，最终形成了现代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通过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供需关系在无数独立交易者的互动中趋于均衡，理论上能高效满足社会需求，促进专业化和创新。市场经济凭借强大的资源动员与配置能力，推动了工业革命和全球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
然而，工业革命带来都市人口激增，使人与人平均相遇一次便「擦肩而过」。付钱就能买到服务，虽提高了效率，却在潜意识里削弱了我们对陌生人的关切，信用被外包给了合同、警察和法院。在经济学中，这被称为「完全契约」，把不确定性降到最低，但也让人际关系变得冷漠。
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指出，19世纪以来，市场逻辑试图挣脱社会伦理和政治约束，将劳动力、土地、货币等要素强行「商品化」，建立自我调节的市场社会。这一转型推动了工业文明，同时也撕裂了社会纽带，引发了市场扩张与社会保护之间的持续张力。
资本主义的腾飞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交易逻辑进一步深化和扩展。金融市场日益膨胀，资本的逐利动机超越了简单的商品交换，开始追求「钱生钱」的循环。投机性活动在经济中的比重增加，金融逻辑逐渐渗透到生产领域，影响企业的决策和价值取向。这种以交易（尤其是金融交易）为核心驱动力的经济形态，虽然极大地促进了财富的流动和集中，但也系统性地孕育和放大了交易本身的内在弊病。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交易逻辑不仅未受遏制，反而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到社会经济的每一个毛孔。市场不再仅仅是商品交换的场所，更演变为资本积累和扩张的竞技场。金融市场的急剧膨胀，成为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资本的逐利动机超越了满足实际需求的商品交换，异化为一种自我驱动、自我增殖的循环 ——「钱生钱」（M-C-M’，资本-商品-更多资本，而非传统生产的C-M-C，商品-货币-商品）。
在这种逻辑下，投机性活动 在经济中的比重显著增加，甚至在某些领域占据主导。金融衍生品的复杂设计、高频交易的盛行，使得交易本身（而非实体经济的价值创造）成为利润的主要来源。金融逻辑逐渐凌驾于生产逻辑之上，深刻影响着企业的决策和价值取向。短期盈利、股东价值最大化（往往被狭隘地理解为股价最大化）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而对长期研发、员工福祉、社会责任的投入则可能被视为对资本效率的拖累。
资本主义将交易的工具理性发挥到极致，虽然在特定历史时期极大地促进了财富的集中和技术的迭代，但也系统性地孕育、放大并固化了交易本身所固有的内在弊病（将在后文中详细展开）。可以说，资本主义的腾飞，正是建立在交易逻辑全面胜利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将其固有的缺陷推向了新的高峰。
信息时代的窘境
信息时代的到来，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标志，似乎预示着一个知识共享、连接无限的新纪元。信息本身具有近乎零边际成本复制和传播的特性，理论上为打破物理限制、实现更广泛的协作和知识普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然而，现实却展现出复杂的图景：主导性的交易逻辑迅速渗透并塑造了信息时代的基本结构，不仅未能完全克服旧时代的弊病，反而催生了新的困境。
在这个本应实现知识自由流动的时代，我们却目睹了新型知识藩篱的崛起。强大的知识产权制度、无处不在的付费墙以及日益集中的平台垄断，将本可自由复制的信息强行打包成可供交易的商品。固然，这些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创新，为创作者提供了经济回报，但它们同时也人为制造了数字世界的稀缺性，阻碍了知识的广泛传播和在此基础上的再创造。开源运动等尝试虽然勇敢抗争，却在商业压力面前步履维艰，难以从根本上撼动这种结构。结果是，我们见证了新的数字鸿沟和知识壁垒的形成，信息自由的承诺在交易逻辑的挤压下变得支离破碎。
随着信息供给的爆炸式增长，「注意力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范式悄然兴起。当用户有限的注意力成为最稀缺、最珍贵的资源，互联网平台的核心商业模式，就从单纯提供服务转向了捕获、维持并「出售」用户注意力给广告商或其他第三方。这种转变带来的后果是深远的：内容生产日益追求即时满足感和短期刺激，标题党和情绪化内容泛滥成灾，而深度思考和有意义的交流则被无情地边缘化。交易逻辑在此异化为对人类心智资源的争夺和消耗，加速了信息茧房的形成和观点的极端化。我们苦心追求的知识社会，正悄然变质为一场注意力的零和游戏。
注意力经济的快速进化，进一步催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变化：个人数据成为关键的生产资料，算法黑箱为最大化商业利益而主宰信息流动，用户不仅逐步沦为平台的生产力，进而成为被交易的对象，甚至可能因算法偏见而遭受隐性歧视。数据资本主义的崛起，展现了交易逻辑在数字时代的新形态。表面上看，互联网大幅降低了传统交易成本，使得信息搜索、匹配对接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然而，这种便利的背后，是交易成本的转移与重构，而非彻底消除。大型数字平台作为新的中介，掌握了巨大的市场准入权、定价权和规则制定权。它们在促成海量交易的同时，也通过各种形式攫取可观的租金。
不仅在创造领域，信息时代的交易逻辑还在根据商业利益的需要，瓦解我们最私密的社会关系。社交媒体将人际互动纳入量化和交易的框架，「点赞」、「关注」、「转发」等指标成为衡量社会资本的新标尺，人际互动日益带上了表演性和工具性的色彩。在追求广泛、高效连接的过程中，那些需要时间和信任慢慢积累的深层关系纽带正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无数浅薄但即时的互动。社交货币化的趋势，将人际关系异化为另一种交易形式，进一步瓦解了社会信任的基础。
富足时代的展望
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 AI 和「机器人」的突飞猛进，正将人类社会推向前所未有的富足时代。我们不仅期待物质的富足，更冀望精神的富足。大语言模型能在瞬间生成小说、论文、代码；AI图像生成器可以创造出令人惊叹的艺术作品；自动化工具能够处理曾经需要专业技能的复杂任务。这些技术的飞速进步让我们站在了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理论上，我们已经具备了创造前所未有的知识和文化富足的能力，可以将人类从大量认知劳动中解放出来，实现集体创造力的爆发式增长。未来会如我们所期望那样到来吗？
当这波技术浪潮与根深蒂固的交易逻辑碰撞时，我们正目睹一场扭曲的转变。在交易逻辑下，技术并未如预期般释放知识的自由流动，而是加速了信息的商品化和垄断。AI 训练数据的争夺、算法黑箱的保护、生成内容的版权之争 —— 这些都成为新的交易围墙。硅谷巨头们将模型能力视为最高机密，通过收费模式控制可访问的信息质量，人为制造数字鸿沟。同时，生成式AI大量复制、整合并重新包装现有创作者的作品，却极少对原创者提供合理回报，进一步扭曲了创造与回报之间的关系。
这种扭曲正在产生深远的社会后果。富足时代的承诺是减轻劳动负担，释放创造力，但交易逻辑下的技术应用却造成了相反的效果。我们看到创作者陷入「注意力的军备竞赛」，被迫源源不断地产出内容以求在算法青睐下生存；普通用户在信息洪流中疲于奔命，却难以获得真正有价值的知识；年轻人为争夺越来越少的优质机会而陷入更加激烈的竞争。技术理应带来解放，却在交易框架下成为新的压迫工具。
更为忧虑的是，信息富足与交易逻辑的矛盾正在加剧社会分化。数据显示，过去十年来，全球收入不平等程度不减反增，政治极化程度达到近代高点。表面上看，这与技术进步似乎相悖，但深层次原因在于：交易制度下，技术红利主要流向了资本所有者和平台垄断者，而非广大创造者和使用者。信息虽然爆炸式增长，但优质信息的获取权却日益集中，知识鸿沟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政治观点的极化更是被追求流量和注意力最大化的算法推荐推向高峰，社会共识的基础被不断侵蚀。
若任由交易逻辑主导信息富足时代，我们可能面临一个分裂的未来：一方面是拥有数据、算法和资本的少数精英，享受着技术带来的丰厚回报；另一方面是大多数人被迫在注意力经济中争夺残羹剩饭，在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中进一步割裂。公共讨论空间的崩溃和社会共识的瓦解将使民主制度更加脆弱，给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提供肥沃土壤。我们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看到这一趋势的雏形：从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极化，到对发展中国家的数字殖民，再到社交媒体上愈演愈烈的身份政治冲突。
这一切都指向一个残酷的悖论：在物质和信息理论上都已经足够富足的时代，交易逻辑却在制造新的匮乏、新的焦虑和新的对立。它通过人为制造稀缺性来维持价格机制，通过算法分发制造注意力焦虑，通过内容分发优化放大情绪对立。技术本应减轻我们的压力，却在这种扭曲框架下成为增加压力的源头；它本应提升我们的思辨能力，却被用来加固我们的认知偏见；它本应连接人类，却在加深我们之间的鸿沟。
富足时代的真正实现，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和设计适合信息经济的制度框架，这个框架必须超越简单的交易逻辑，更好地平衡创新激励与知识共享，个人回报与集体福祉，效率与公平。它必须认识到信息与实物的根本区别，接纳多元价值交换机制，重建基于合作而非单纯竞争的社会基础。唯有如此，技术革命的成果才能真正造福全人类，而非加剧已经存在的分裂和不平等。富足时代的命运，取决于我们能否超越交易的窠臼，重新想象和构建一个更公正、更开放、更具创造力的经济和社会制度。
交易的七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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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 (Friction)
「如果不存在交易成本，那么产权的初始界定无关紧要。」 —— 罗纳德·科斯 (Ronald H. Coase)
交易并非「免费」的午餐。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指出，完成一笔交易所涉及的成本远不止价格本身，还包括搜寻信息、谈判签约、监督执行、解决争议等一系列「摩擦」成本。相比于馈赠经济中内隐于社会关系维护的共享成本，显性且重复的交易成本在现代经济中无处不在，数额惊人。律师费、中介费、管理费、合规成本、诉讼成本…… 整个社会运行体系中，有相当一部分资源被耗费在克服这些因交易而产生的摩擦上，严重拖累了社会效率。金融体系，作为现代交易经济的核心枢纽，其本身就构成了巨大的交易成本中心。
信息具有非竞争性（一人使用不影响他人）和 极低的边际复制成本。它天然倾向于非排他性，并具有网络效应，甚至反竞争性（越多人使用，价值越高）。这些特性使其天然适合共享，与排他性交易逻辑相悖。将交易模式强加于信息，就导致了显著的市场失灵。因为对信息而言，效率最优的价格应为「零」（等于边际成本），但这却无法覆盖高昂的初始创作成本。只要设定一个正的价格，无论高低，都会排斥部分潜在用户，造成无谓的损失。于此同时，非排他性又面临搭便车问题，这也进一步加剧私人供给的激励不足。
为了规避（而不是解决）上述根本性的内在矛盾，继续维持交易模式，体系就不得不制造人为的稀缺性，主要通过强化知识产权、部署技术保护措施 (DRM) 和设置「付费墙」及复杂许可等手段。这引入了新的、往往更为隐蔽和高昂的交易和访问摩擦。比尔·盖茨 所畅想互联网带来的「无摩擦资本主义」承诺，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这些为强制实现交易而设置的障碍所抵消。交易制度带来的摩擦，在物质世界是效率损耗，在信息世界则可能直接扼杀创新和知识的生命力。
互联网平台则通常会选择另一条道路 —— 在平台内取消交易（以消除摩擦）。要想摒弃交易但仍旧维持体系的良性运转，并不容易。互联网巨头几乎都选择了最容易想到的那条道路，即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免费」商业模式：平台提供免费服务吸引用户，转而通过贩卖注意力（如广告）或用户数据等方式盈利。表面上看，这种模式似乎解决了交易成本的问题，但实际上，它在取消交易的同时，也一并干掉了「市场」。这就是为什么平台必须构建起一套「推荐算法」来替代市场机制，决定信息的流动和分发。但算法真的能代替市场吗？想必大家心中早已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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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计 (Calculation)
「犬儒主义者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 —— 奥斯卡·王尔德 (Oscar Wilde)
交易以精确计算、等价交换和即时结清为核心。这种「斤斤计较」的算计心态取代了馈赠经济中基于信任、互惠和长期关系的逻辑，使得人际互动变得功利化，信任基础从对人的信任转向对规则和奖惩的算计。货币作为通用媒介，使得万物皆可标价，抹平了事物间的差异，将其还原为纯粹量的关系。这种量化思维，随着市场逻辑的扩张，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塑造了一种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心智模式。
按照 边际效用理论 和 一般均衡理论，达成交易，是一个为交易双方创造价值的 正和博弈。但正如上一节所述，交易的达成并非没有摩擦，而其中重要的一项摩擦便是围绕交易价格进行的局部 零和博弈（甚至因为谈不拢而跌入负和博弈）。尽管交易价格本质上是由供需关系决定，但对于实物产品，价值的算计尚且有相对显性的成本或价值为锚，比较容易达成一致。
然而，信息产品（如一个想法、一件数字作品）的价值不仅难以量化，而且很大一部分潜在价值往往存在于信息的后续连接和再创造中。交易逻辑则试图对每一次信息使用、每一轮二次创造都进行定价和收费，不仅难以合理定价，还钳制了连接机会和协作氛围，瓦解了价值的潜在增值空间。
即便是那些已经可以在市场上大规模销售的数字产品，所谓的定价策略，其实从来就难言有效。数字产品极低的边际复制成本决定了，其需求价格弹性往往比实物商品更高（消费者对价格更敏感），但是定价低至多少，才能让总体收益（价格 x 销量）最大化呢？这就必须去预估产品的需求曲线（价格对需求的影响），而这在现实中是非常困难的，倒不是因为做市场调研很困难，而是由于 数字产品的消费者接受度常常受到网络效应（口碑传播）的显著影响（网络外部性 + 非独立决策），导致需求曲线不再是静态，而是大幅动态演变的。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成功推广的数字产品，往往会在前期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手段压低价格，先寻求最大化用户规模以利口碑传播。
你以为这已经够复杂了？现实中应用开发者面对的定价挑战可比这还复杂得多，比如 阶段的控制、推广的时机、版本的策略、套餐的设计、升级的费用…… 自媒体也不遑多让，又是私域引流与公域平台的博弈，又是免费分享与知识付费的取舍，还得在软广与信任之间苦苦挣扎。看到了吧，创作者的大量心力不得不穷于应对交易模式带来的无穷无尽的「算计」，结果大部分时候还都显著偏离最佳定价，甚至最终遭其反噬的优秀创作者也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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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离 (Alienation)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 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交易，尤其是匿名的、货币化的交易，将人与人的关系简化为冰冷的契约和利益交换，切断了基于创造和馈赠建立起来的人与物、人与人之间深层的情感纽带。
当交易成为主导，人与人、人与劳动、人与产品、甚至人与自身都可能产生深刻的疏离。马克思对此有经典的论述：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疏离，因为产品变成了市场上待价而沽的商品；工人与劳动过程疏离，因为劳动不再是创造性的自我实现，而是谋生的手段；人与人的类本质疏离，因为竞争性的市场关系取代了合作性的社群关系；最终，人与人之间也相互疏离，视彼此为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或障碍。
信息，本质上是一种连接的媒介。互联网技术更是极大地增强了人类跨越时空进行连接的能力，为知识共享、社群构建和大规模协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潜力。然而，基于交易的模式（如付费墙、版权限制、平台垄断）却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设置了无数收费站和隔离墙。这不仅阻碍了知识的自由流动，更扼杀了信息天然具有的促进社群形成和集体智慧涌现的力量。现代科学和技术的突破，越来越依赖于跨学科、跨机构的大规模协作与数据共享。但知识产权的壁垒和商业竞争的逻辑，使得这种合作常常困难重重，充满了隔阂与不信任。交易制度，正在人为地制造信息时代的「数字孤岛」，加剧而非弥合疏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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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蚀 (Erosion)
「若将市场机制视为人类命运与自然环境的唯一指导原则，社会终将分崩离析。」 —— 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
馈赠经济建立在信任和互惠的基石上，每一次给予和接受都在加固社会纽带。而交易经济虽然创造了更多的连接，但连接本身却变得脆弱和易逝，宝贵的社会资本在一次次交易中被不断侵蚀。
尤其是在匿名市场中，往往预设了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对立和信息不对称。它依赖的不是人际信任，而是对规则、合同和强制执行力的信任（或者说，是对违约成本的计算）。「理性经济人」被交易逻辑驯化出的自利算计，可能潜移默化地侵蚀社群的内生信任和合作精神。当一切关系都可以简化为即时、等价的交换，长期承诺、无私帮助、社区归属感等难以量化的社会资本就可能流失。经济学家关注的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低信任交易环境中产生的副产品。
信息领域存在大量基于非市场动机（探索求知、利他主义、社群认同、公共服务精神）的价值创造活动，如基础科学研究、开源软件开发、维基百科协作、公共数据共享等。当商业交易逻辑过度渗透这些领域时，上述价值创造活动中的社会资本就会被无情侵蚀，领域协作受到制约，成果分享遭遇阻挠，社会进步被拖累。这样的局面，在依赖大量资金投入的科研领域（如 新药研制、太空探索）中不断上演，如今甚至已蔓延到对抗知识藩篱的开源软件领域（比如 AI 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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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 (Myopia)
「我长期以来对市场经济的一个担忧是，它过于短视，未能正确平衡未来的风险与当下的利润。」 ——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市场交易逻辑天然倾向于关注那些可量化、可货币化、可在短期内产生回报的活动，容易导致对长期价值、公共利益和全局风险的系统性忽视。这种普遍的「短期主义」倾向，是在交易制度下「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典型表现。它严重阻碍了人类文明应对长期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交易通常聚焦于特定时间点的双方利益交换，对于那些发生在交易之外、影响广泛或显现于未来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往往难以有效定价和纳入考量。例如，工厂排污对环境造成的长期损害，或者金融衍生品交易所蕴含的系统性风险，在单次交易中可能被忽略。这种固有的「视野局限」容易导致决策的短期化，牺牲长期福祉和公共利益。加勒特·哈丁 (Garrett Hardin) 描述的「公地悲剧」也是交易逻辑在公共领域的体现。
信息产品的许多关键价值（如 基础研究的突破、长期教育的投入、开放标准的维护、文化遗产的传承），回报周期长、外部性强、难以在短期内通过市场价格完全体现。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圭臬的现代企业治理模式，在金融市场短期逐利压力的驱动下，常常表现为典型的短视。这种系统性的短视行为，不仅损害了单个企业的未来，更侵蚀了支撑科技进步、文化繁荣和社会福祉的长期基础，严重阻碍了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
即便是我们每天的日常数字生活，也长期受到短视主义的侵扰。由于社交媒体平台的商业激励来自于信息传播的即时回报（比如广告），它们并不真正关注用户的收获，只专注在对用户注意力的成瘾争夺，算法的收益导向甚至在鼓励有传播效应的恶意信息，导致那些具有深度和更高价值的信息因为不成比例的回报而被快速淹没，最后逐渐边缘化。低质量信息的洪泛，所到之处留下的只有糟粕和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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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 (Objectification)
「当一个人把他人当作『它』来看待时，人就变成了物；而把它当作『你』来看待时，它就具有了灵魂。」 —— 马丁·布伯 (Martin Buber)
交易逻辑倾向于将一切（包括本不应商品化的事物）都视为可量化、可分割、可占有的「物」。无论是将人的生命活动（劳动力）、自然环境（土地）视为「虚拟商品」，还是将活生生的人贬为奴隶进行买卖，都是这种「物化」倾向的体现，物化的核心在于将对象视为工具或商品，剥夺其主体性、自主性和内在价值 。哲学家 玛莎·努斯鲍姆 (Martha Nussbaum) 指出物化的几项关键特征，包括：工具性、否认自主性、惰性（视为无行动能力）、可替代性、可侵犯性、可拥有性（视为财产）、否定主体性等。
历史上，将人视为可交易的「物」最极端的体现莫过于奴隶贸易。在奴隶制下，个体被剥夺了基本的人格与自由，沦为纯粹的生产工具和可供买卖的商品。这种制度不仅是对人性的彻底否定，也极大地压抑了被奴役群体的创造力和社会活力。他们的劳动成果被无偿占有，其智慧、技艺和文化表达受到极大限制，社会整体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也因此受损。当奴隶制被废除，尽管面临长期的歧视和不公，但曾经被物化的个体在法律上重获人格，其被压抑的潜能开始释放。在艺术、文化、商业、科技等多个领域，曾经的被奴役者及其后代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和坚韧的生命力，为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与奴隶制时期受奴役族群中社会活力的普遍窒息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揭示了物化对人类潜能和社会进步的深远抑制作用。
信息时代，人类再次将原本具有无限生命力的知识、软件和艺术创作等数字化的信息「物化」为可被占有和交易的「数据」。知识被包装进待售的「课程」，软件被打包为受许可限制的「产品」，个人数据被简化为可榨取价值的「资源」。正如凯文·凯利 (Kevin Kelly) 在《必然》中所指出，信息的本质是「流动」(Flowing)，它渴望自由流动、相互连接和不断演化。他将这种特性形容为「液态媒介」(Liquid Media) 的表现。然而，现行的交易制度却试图干涸信息的流动，将其锁在标签背后。这种物化不仅是对信息本质的深刻误解，更是对承载于信息中的人类创造力和社会活力的扼杀。凯利强调，在网络时代，价值不在于对信息的占有，而在于对信息的「过滤」(Filtering) 和「重混」(Remixing)。就像当年奴隶制度的再现，信息的自主性同样被无情忽视，其内在的联系、演化潜能和生命力被剥夺。信息不再是活的、流动的有机体，而被贬为僵死的、可被占有和待价而沽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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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锢 (Imprisonment)
「信息渴望自由」 —— 斯图尔特·布兰德 (Stewart Brand)
交易逻辑依赖于清晰的、排他性的产权界定。这在实物商品领域或许有其合理性，然而，当这一逻辑被强行施加于那些本质上具有流动性、衍生性或公共性的领域，将要素过度产权化和商品化后，便会铸就无形的「囚笼」，亦或导致「反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比如城市空间的过度商业化分割对城市肌理的割裂、高科技领域的专利丛林对中小企业创新的阻碍、各大流媒体音乐平台签订独家授权让用户订阅时左右为难。
知识和文化本质上是累积性的，创新往往是对现有成果的借鉴、组合与混创(Remix)。它们如同奔流不息的江河，汇聚前人的智慧，滋养未来的创新。然而，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如不断延长的版权期、泛滥的软件专利、模糊的合理使用边界）将知识和文化分割成无数私有的「领地」，形成了「专利丛林」或「版权高墙」。这不仅阻碍了知识的自由获取和传播，共享和创新，也压抑了人类集体智慧的涌现和创造力的充分释放。其对文明的束缚，正如奴隶制对被奴役者生命活力的残酷禁锢。
在曾被寄予自由、开放之厚望的数字时代，这种禁锢以新的面目卷土重来。在「网络效应」的驱使下，互联网平台为了应对「反公地悲剧」，普遍采取「免费使用 + 转移支付」这一成功的商业模式。这一模式虽然消除了平台内的「反公地悲剧」，使信息在其内部高效流动，但转移支付的诉求迫使平台必须构建起「围墙花园」以获得足够的收益支撑其继续向用户免费。长此以往，用户被锁定在特定的社交媒体、操作系统或内容生态中，迁移成本高昂；创作者也高度依赖平台提供的流量入口和分配机制，议价能力被压制，常常需要接受不公平的条款（如低分成比例、不透明的算法推荐、随时可能变化的规则）。更关键的是，我们最宝贵的数据，也因此被平台牢牢「禁锢」，用户对其几乎丧失了真正的所有权与控制权。这种由交易逻辑驱动的数字禁锢，无情地剥夺了用户的自由选择权，压制了创作者的自主呼吸，更对一个真正开放、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未来构成了致命威胁。信息时代的自由之歌，在交易的囚笼中变奏为一曲现代悲歌。
比有形制度更为根深蒂固的，是思想的禁锢。借鉴安东尼奥·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和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 的洞见，交易逻辑远非仅仅一项经济安排，它已然演化为一种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霸权，悄然重塑了我们的「常识」。竞争、自利、效率、增长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价值追求，竞争结果被视为自然、必然，乃至最公平的裁决。这种思维定势使得我们难以想象和接受基于不同原则（如合作、互惠、团结、非功利）和机制的市场运作方式。对市场弊端的批评往往被局限在改良主义的框架内（如波兰尼的「双重运动」所体现的社会保护），而难以触及交易制度本身。这种意识形态的禁锢，比制度本身的枷锁更加根深蒂固，因为它限制了我们思考「可能性」的能力。
后信息时代呼唤市场制度的变革
认识到交易制度的根本局限性，及其在信息时代的不适应，并非全盘否定交易在人类社会发挥的积极价值，更不是抛弃市场经济或回到原始的馈赠经济。而是要强调，以简单、两讫的交换为核心的交易模型，只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一种特定的资源配置和市场协调机制，它并非唯一，也绝非最优，尤其对于以知识创造和共享为特征的后信息时代而言。
对交易制度的深刻批判，是为了打破思维的禁锢，探索新的可能性。我们是否能够设计出一种新的「市场制度」—— 尤其适用于数字创作和信息领域 —— 它既能有效激励创造和投入，又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知识的传播、协作和正外部性，同时兼顾馈赠经济所倡导的精神内核？这种制度能否超越当前「要么是完全开放共享，要么是严格私有交易」的二元对立？它能否在促进效率的同时，修复被交易逻辑所侵蚀的社会联结、长期远见和内在活力？
从下一篇《一个没有交易的数字世界》开始，我将提议并探讨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一种全新的市场制度安排。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承认并正视眼前这个无处不在却又问题重重的现实：交易，作为现代社会运转的底层框架之一，其自身架构设计的缺陷，正在深刻地制约着我们的经济效率、社会福祉乃至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 唯有跳出这个「交易陷阱」的思维定势，我们才能真正开始构筑一个更符合信息时代精神、更具创造力与人性的未来。